在渔和我结为夫妻后，共同生活了50多年。不论是在战争年代，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，不管他是一名普通战士，还是后来当了将军，我们都相濡以沫，相敬如宾。在我们半个多世纪的共同生活中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好战士，在抗美援朝战场上，带领尖刀班，炸毁敌人多辆坦克和多管火箭炮，成为战斗英雄；是一位好军事主官，抓训练率先垂范，部队合编坚决服从，深入基层，狠抓部队建设；是一个好父亲，教子严格，从不搞特殊化；是一个好丈夫，夫妻互相 体贴，相亲相爱，白头偕老。在渔离我而去已经两年多了，他的事迹、他的言行、他的英容笑貌，还时时在我脑子里浮现。我只挑记忆最深的说几件事。
       60年代初，在渔在203师司令部防化兵科当参谋。他是防化兵出身，业务上分管师直防化连和喷火连两个直属队。由于兵种训练很苦，战士们的衣服经常烧得大洞小眼，他就把战士们的衣服拿回家，给他们补好。那时生活很艰苦，家里拿不出钱来买缝纫机，他就和我商量，把家里唯一一辆上班用的飞鸽自行车卖了，买回了缝纫机。开始不会扎，他就用报纸当布学着扎，后来又用旧布试验。几个晚上他就学会了用缝纫机补衣服，然后又教我。我也很支持他的工作，每个星期六，他从部队回来，就带一包战士们的破衣服，我和他一起在灯下为战士们补衣服。虽然累一点儿，但心里却是很滋润的。
       在渔一生艰苦朴素，生活要求不高。几十年一直保持部队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，从他的穿戴上，自入伍的那天起，一直到退休，他一生只穿过黄军装，就是节假日也不穿便服，他从来不让我给他买。下班回家他最喜欢穿的是部队的小口布鞋，退休在家也只买８元一双的布鞋穿，他认为既实惠又舒服。
       我们家三个孩子，五口人吃饭，六七十年代，家里只靠他十几年不变的90元工资，生活也很艰苦。我跟着在渔大半辈子天南地北的搬家，有时能安排一点工作，做点零工补贴家用，但大部分时间没有工作，当家属。工资不够用，我就做些盐菜等当代食品。在渔常说，这比战争年代生活好多了。家里生活虽然艰苦，但他很乐观，全身心投入工作。他也喜欢抽点烟，喝点小酒，但都不讲究档次。他抽的烟是二角多一包的“淮海”牌，喝酒大都是几元一瓶的二锅头，多数时间喝散装酒。他烟酒不分家，和同事、战士你一支我一支的互相敬烟，有时有老同事、老部下来访，家里没有菜，经常用罐头下酒，也感到其乐无穷。老黄身上从来不揣钱，也从来不用钱。我知道他需要什么生活必需品，也只能按他的低标准购买，否则他就要“说我”。即使后来工资高了，家庭条件好了，他也要保持那种简朴平凡的生活作风。
       老黄一生从没休息过，都是全身心投入部队建设中。即使有个伤病，他能扛的就扛过去了，即使有病住医院，不等痊愈就上班了。他在赤峰守备区当司令的时候，有一次大阪县召开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，邀请在渔到会讲话。在渔头天赶几百公里，第二天开完会后，他又接着往回赶。因天雨路滑，他的车不慎翻到山沟里去了。随行人员吓坏了，马上去看司令员。他的腿几处被摔破，受了伤。但他从没有埋怨司机和工作人员，第二天又上班了。我和儿女们劝他休息几天，可他就是不听。1988年春，他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回来，在部队传达会议精神。战士们见他手总是捂着腹部，脸色苍白，还坚持作报告。会后才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到医院检查，经诊断得了急性胆囊炎，医生坚持要他住院作胆囊切除手术。做手术缝了20多针，家人和工作人员轮流值班护理。当天晚上，儿子黄杰和军需处肖金沛处长值班护理。听儿子说，他半夜说梦话都在布置工作，说什么我们守备区的工作要怎么怎么搞……等等。他手术后都在考虑工作，日夜操劳，我听了一阵心酸，流出了眼泪。手术刚拆完线，医生要他休息几天，可他就是不肯，又拎着包上班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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