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 文革”期间，部队参加“三支两军”(支左、支工、支农、军管、军训)，黄在渔被安排在淮北市跃进三矿当革委会主任。黄在渔搞“三支两军”，纯粹就抓生产。那时黄在渔是68军203师607团三营营长，我是连长，“文革”期间，我在“支左”科支左。
         杨育才和黄在渔两人开始为什么开始起不来？主要是受家庭成份的影响，但又各有原因。杨育才是闫锡山的部队，是解放军打太原时大炮欢迎过来的。他成为打白虎团的英雄以后，到处请他作报告，不少女孩子给他写信谈恋爱，他只看上了济南一个资本家出身的女儿，是运动员，单双杆好。对象是资本家的，自己又是欢迎过来的，所以他的政治前途就受到影响，1964年准备转业到地方的。如果没有《奇袭白虎团》这个戏，他肯定转业了。黄在渔呢，他的家庭是小土地出租。黄在渔一直非常谨慎，从来一句劳骚话都不说。但他也不说假话，同志之间有什么缺点错误，以事说事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杨育才就不一样了，他因为有奇袭白虎团的荣誉压在头上，大事小事都不敢管不敢说。当副师长，主要是管管后勤，作作报告。后来师里就不让他去作报告了，叫黄在渔去讲。黄在渔与杨育才相反，同是打白虎团的英雄(黄在渔是三营六连尖刀班班长，当时打白虎团作穿插)，黄在渔就敢说敢干，所以后来进步较快。
         把68军换防到吉林，后来又解散了。当时68军军长是张至秀，他主张不仅要“高举”，还要抓生产，对造反派不支持。当时王效愚当了济南军区第一政委，调防68军是受王效愚的影响的。我们调防是1975年，我们的部队到吉林后，孙玉国(沈阳军区副司令员，1969年中共“九大”期间提拔的)亲自到车站去接杨育才副师长。当时报纸打出醒目标题——《新老英雄相会》，目的是给苏联人看的。
         黄在渔作为军事代表团成员几次访问朝鲜。第一次我刚去沈阳看他，他就接到通知，访朝名单中有他。他刚从赤峰回到沈阳，家还住在沈阳招待所。我和他见面，喝酒没有菜，纪律规定又不让买，我们就弄了两个罐头喝了一次酒。在访朝时，金日成接见了他。他在战场上缴获的多管火箭炮现在陈列在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，还有白虎团旗也在那里。他的冲锋枪放在朝鲜军事博物馆。
         有一次，我们谈到装备问题，黄在渔说部队到底怎么装备比较安全实用，值得研究。朝鲜战场上，我们是苏式装备，弹夹捆在胸前。他说幸亏弹夹在前面，不然他就没命了。敌人一颗子弹从前面打来，正好打在弹夹上卡住了，保住了他的生命。这是他在打美军多管火箭炮营时的事。
         当时歼灭白虎团时，一个战士把旗子拿了，这个人是万县的。文革期间，我在“三支两军”时，我们演的就是《奇袭白虎团》这个戏。当时我们文工团到新仪县慰问解放军，他们说通讯营的政委鲍玉国是缴白虎团团旗的真人真事，我就去采访他。我那时是文工团的团长，代表临仪地区京剧团，去找鲍政委。他是四川万县(现重庆万州)人，他给我讲了拿旗子的事。
         我对奇袭白虎团很感兴趣，就带着人马亲自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学这个戏。那时《奇袭白虎团》样板戏才拍第三场，第四场是“交待任务”。剧本是绝对保密的，要拿到他们的剧本和音乐是没门的。怎么办呢？我就找别的路子。演严伟才的宋玉庆，为了演好严伟才这个人物，还到我们部队跟杨育才体验过生活，所以他跟杨育才关系很好。宋玉庆的小舅子在203师当兵，跟我们关系也好。演白虎团团长的方玉祥的女儿也在我们团当兵。我借这三种关系，带人到长春学戏。与其说“学戏”，不如说“偷戏”，如果江青知道了那还了得！我就采取到招待所“说戏”的办法，一拉架子，就唱起来了，音乐也一点一点地“偷”，一共搞了三个月。他们的电影还没拍完，我这边的戏就排出来了。先到徐州(68军军部)首演。当时人们看过《红灯记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，还没见过《奇袭白虎团》，首长和战士们看了，轰动一时。后来定为春节慰问解放军的节目，当兵的也喜欢看。这个戏的素材由于出自我们部队，又再现了杨育才、黄在渔等的英雄形象，因此，深受部队干部战士欢迎，演出效果很好。

9 7 3 1 2 4 8 :